摘 要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变化长期保持着与人们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随着社交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嵌入，朋友圈点赞成为网络化社会情境中人际互动的重要方式。点赞作为一种流行的社交技巧成为了线上社会关系连接的重要传播节点，也改变了现实条件下人际关系的构建和社会交往的模式，在人际互动的实践中消弭了现实生活中环境、时空和文化的隔阂，诉诸于媒介符号，形式化了真实世界里不规则的社会交往形态，是社交行为异质化的体现，带来了媒介环境下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异化。本文总结了朋友圈点赞导致社会交往异化的社会心理动因、异化表征和具体表现及影响，认为看似自由浅易的社交符号却在朋友圈的交往实践中被赋予多维丰富的内涵，演绎出复杂深邃的互动关系，致使人际互动的完成和社会关系的维系也在新的沟通共识下发生异化与突变。
随着在线社交媒体对现实生活的嵌入，微信朋友圈点赞已成为虚拟空间环境中人际交往的一个社交惯习。作为人际关系连接的文化符号，点赞的规则和形式一直以来都是固定的，其背后所暗示的意义内涵和宣告的社会关系均由社交主体自发解读，按照交往实践映射的社会约定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共识。因此，点赞的运演逻辑和意义所指在实际互动中不断裂变、脱离、衍生，并在情绪表达和主体角色方面持续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社会交往的异化。在关于朋友圈点赞的文献中，研究者主要从点赞的情感诉求、点赞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动因以及点赞带来的社会化结果这三个方面来对该社交符码进行探究关照。首先，情感的诱发与传递是点赞的原始功能和基本特征。点赞作为一种一键式、低成本的手势运动，在形式上将说服、感染、认同等复杂情绪简化为可量化的二元制情感表达，尽管只能维系浅层次的社交关系，仍然能够表达情绪立场、满足互动欲望、获得交流的反馈。魏宝涛等人认为点赞主体的情绪在本质上处于乐于构建友好、和谐、融洽氛围下的某种呈现，正是“赞”所传达出的建构性情感驱动了用户对其意义的解读。从情感层面进行分析的研究共享着一种积极的观念，即这种交流互动的方式并非游离而无指向的，而是主体间积极主动的互动默契。其次，短、快、省的社交按钮下存在多维且繁复的心理动因。于洋在质化访谈的基础上演绎了点赞行为发出的心理动机，分别是内容认同、经营人际关系以及自身积极情绪投射。朱鸿军的访谈则深耕中国职场的特殊环境，认为“点赞”扮演了通用职场礼仪的角色，是简单、模糊又有节制的礼貌，被驯化为一种全新而标准的数字社会规范。周懿瑾和赵海川等研究者基于实证调查数据，分别构建了点赞机理的影响因素模型，前者发现自我效能、关系维持、自我呈现、消遣娱乐以及社会影响正向预测了人们点赞的动机；后者则认为中国人点赞的促进机制在趣味性和有用性等内容线索之外，还存在一层关系线索的驱动，即面子与人情。最后，点赞的社会意义则按照其既有影响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乐观者坚持点赞这一行为早已从社交媒体上的情感表露“破圈”，延伸到了广告营销、在线教育、健康风险和社会监测等功能上。在朋友圈的场景下则提供了一种维护关系的机会和简化社交的交流模式，增强个体间线上关系的粘性，盘活沉寂人脉。与之相对的研究结论则批评点赞的泛滥指向了交流的虚伪。点赞这个简单手指运动被认为只能实现单向度的自我存在强化，加剧了交往主体的麻木感、削弱了个体表达的丰富性，作为一种社交投机行为，对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了解和互动并无益处，只是彰显出网络社交人际关系沟通中意义构筑日益走向弱化的动态轨迹。目前，朋友圈情境下的点赞社交已经从最初情绪张力的显露蔓延至社交展演、社会资本生产和信息权力生产等不同类型，参与社交货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形成内圈人的调侃暗号、创造独特的圈内文化。在朋友圈设计和构筑的闭环式社交场景中，依托共同好友形成的多极社交结构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点赞由于被视为“一种顺应的、欣快的满足”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意义的模糊性，因此在互动模式、主体角色和社会系统的发展中，也便存在更多变化的可能性。本文试图摆脱点赞单纯作为结果或原因的研究视角，将其视为左右媒介化生活方式、现有社会结构与成员主体关系间关系的中介，予以全景式的探究和讨论。（一）规训：人际交往与互动过程的传播节点被不断赋权点赞是基于现实交往模式而出现的，同线下交流和互动交往一般，其本质是人际交往过程中，在双方互动情境下对对方行为的认知、了解和确认的过程，但在虚拟空间的交往实践中被持续赋权，换言之，现实社会文化体系中，通过肢体表情和语言符号完成识别的交往方式已经相对稳固，但在朋友圈搭建的语意空间和交往语境下，点赞的意义由主客体双方共同创建、协商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衍生出新的内涵，这种流动性特点实际上来自点赞侵入日常生活后的规训。人际沟通的本质是借助媒介符号以达到精神内容的交换和理解，而微信朋友圈则是在个体之间的实时通讯与沟通之余，所搭建的辅助与补充理解的交往环境，在互动的仪式性、交往的情感性和时空的跨越性等特征上均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这些变革使得原子化的个体在补偿性的交往空间中体验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自由，但同时也对这种多元游离的交往状态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点赞被视为既能满足兴之所至时的情感传递，又能最大程度保持礼貌和体面的过渡符号而在朋友圈的情景中被不断赋权。点赞被赋予意义的过程，是虚拟空间中相对松散的社交结构中突然出现的秩序，这种秩序不是个人建立或凭空产生的，而是虚拟空间的社交在发展中提出的共同规范和组织形式，能够象征亲密或对抗，温暖或疏离等多重复杂社会关系。“点赞之交”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既将人际互动的完成简化为一次单向度的举手之劳，又使人际关系的内涵泛化出诸多不同维度的特征；既跟关系社会的整体文化结构密切相关，又随着主体的异化方向和交往需要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同时，变化的结果也反作用于现实，改变了人们本原、既定的社交方式。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分享行为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呈现，而社交货币就是用来塑造自我形象的工具。社交货币的生产和流通不是用来换取商品，而是在社交活动中，用来换取他人对货币使用者的正面评价与积极印象。“点赞”意味着个人展演得到了他人的认同与肯定，即“我”所使用的社交货币撬动了对方的好奇心、虚荣心或归属感，是富足且有价值的。对社交货币价值的肯定是促进分享欲望的最健康且天然的驱动力，人们对社交资本升值的欲求也保证了社交货币的持续发行、流通和置换。点赞之所以能够维持社交货币在朋友圈场景下的良性循环，源于价值肯定的根基是赞与被赞双方之间在精神层面所达成的互惠性。不同于公开化社交媒体平台中点赞为社交货币增值继而现实变现的动力机制，在关系壁垒堆砌的相对封闭的社交环境下，个体更多关注的是自我在所处的社会网络关系中被接纳和承认的程度。社交货币的作用则是促进了互动的频率得以处在相同的波段之中，进而使双方都能够获得共情、认同和社交满足感。点赞作为社交驱动力抵消了人们对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人的商品化”的忧虑，因为它指向了点赞行为后续可能带来的一系列人际关系福祉，是对人际交往和互动的经营、维系和深入，而并非表面浅层次的博得眼球与注意力、攫取流量和关注度。社交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社交行为和选择，点赞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可能是交往主体根据利益导向作出的行为判断与选择。具体而言，一种是利他导向，一种是利己导向，二者在点赞的实践中呈现出不断平衡和拉锯的过程。前者是个体与他人互动交流并进行关系维护时所奉行的利他主义的体现，个体作为数字劳工，点赞作为一种数字劳动，对他人的信息价值作出增值的贡献；后者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呈现自我时，以使自己获得更多关注、更易被接受和喜爱为目的的体现。在实践中，二者并非单独作用于虚拟空间的社会交往，而是既能作为工具属性互相使用，也能发起或左右自己的独立意志，该心理动因的反复拉锯是对平衡的社交关系、稳定的主客体结构的追求与维护。可以认为，交往主体在钟摆式的利益导向选择模式下，不仅要积极关注为他人增益的机会和行为，也要时刻回顾自己的稳态和基本盘，这种心理因素的作用反映的是个体人际交往系统里需要“点赞”作为一种平衡调节机制而介入的比例，利己与利他天平中的任何一方被过度使用时，都会产生大量的聚集，使得人际交互的资源也随之倾斜，参与朋友圈点赞时的心理效能也将由此产生不协调和疏离感。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在点赞的实践中会受到其数量、顺序和回赞与否的干预，甚至偶尔产生攀比或空虚等心理失调状态。点赞作为一个具体的行为，被赋予了抽象化的寓意，使之成为满足大众需求、具有群体认同的语义符号。从经济角度来看，点赞的成本几乎为零，其受益却随着社交关系的深入而无可预计。但随着社交异化程度的加深，主体不可避免在受益的同时，承担由点赞带来的社会性风险。比如，人设建构的失误削弱了主体社交货币的价值，获赞数量及其群体画像投射出的名誉危机、外部注视所引发的交往焦虑以及过于简单的交互方式造成了点赞的泛滥，如同通货膨胀一般，其所承载的态度和情绪也会相对贬值。此类风险并不是具象化的直接呈现，而是社交方式异化后渐渐形成的隐喻性现象，对人们的社交行为和心理状态构成了新的突变。针对社交媒体使用过度的忧虑与隐患向来存在，基于天然的风险厌恶心理和规避损失的本能，主体往往尝试用点赞般更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人际收益。然而，人际关系的联结和维系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网络社会的发展和点赞规制的形成，理想的点赞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有分寸和力量，因此，所谓的规避也只不过是针对溢出现实需要的那部分潜在风险。此外，对风险隐喻的意识和辨别也渐渐演化成为改变和左右人们点赞现象的心理效能和调节机制，可能会微妙地演变为对自我的剥削或对他人的操控，这些互动实践中出现的异化表现又为传播主体提出了新的挑战。“异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被解释为人通过生产活动进行主观创造，其物质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却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是其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表现之一。互联网让人们在真实的生活之外找到了虚拟和现实耦合的地带，智能移动设备作为接口将人与外在的虚实世界相连，当社会交往基本完成了线下到线上的迁移并保持共存，朋友圈语境下的点赞凸显了数字生存和虚拟互动的设计逻辑，其核心是关系的数字化和交互的临场化，是社交媒体依赖中的数字劳动产物与数字异化现象。人们在朋友圈中的点赞行为既是社交媒体空间中人际交往的必经之路，也是社交货币生产的重要环节，在点赞与社会交往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中，受众扮演主体的角色不断对其进行新的社会交往规训和组织关系构建，已形成的规则和约定也修正着受众后续的行为，形成一个螺旋式前进的嬗变过程。异化的“点赞之交”对线上人际交往的基本方式、使用目标和结果评价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社交方式与主体的异化：点赞成为虚拟社交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传播节点目前的研究观点普遍接受“点赞”滥觞于起步时期的Facebook及其他类似在线分享与互动网站。就中国现阶段较为流行和普及的社交媒体而言，诸如新浪微博、知乎和豆瓣等平台均设计了将高赞的评论和帖子推荐至显眼位置的奖励机制，以促进受众对内容价值的持续性挖掘。微信朋友圈的底层逻辑是社会关系的连接，作为其基础建设的点赞按钮并不具有筛选内容的功能，而是充当了线上社交平台中连接刺激和反应的桥梁枢纽，更加强调用户与用户之间关系属性。微信朋友圈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人际交往从线下物理空间到线上虚拟空间的转移，基于身体动作和语言沟通的桥接方式被简化为信息代码的模式化运行，微信头像和ID扮演起交往主体的数字化身，通过“点赞”的手势运动来代替真实身体，完成轮流式在场，弥补真实身体的缺席并保持交往痕迹，实现朋友圈情境下的“他人在场效应”，巩固强关系、维系弱关系。在使用场景不断扩张、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不断深入的条件下，“点赞”这一简单的互动行为也衍生出了新的符号意义和行为内涵，成为虚拟社交刺激和反应之间不可回避的传播节点，为全然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和社交主体角色背书。（二）交往目标的异化：资产升级取代信息共享成为传播目标中国社会的长期历史实践所形成的交往范式表明，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之间存在的联系被大多数中国人看作是重要的人力战略资产，这些具体为人情、人缘、人际等概念的真实又潜在存在的资源，一如布尔迪厄在其“社会资本理论”中首次提到的“社交货币”，它来源于社交网络和群体互动，既存在于虚拟的网络，也存在于离线的现实。在朋友圈环境下，凡是能“购买”到别人的关注、评论和点赞的事物和内容都可以称之为“社交货币”，因此，他人的点赞是对个体思想和表征的一种意义认同、价值肯定和人缘嘉许，代表了个体所使用的社交货币在进行社会资源置换方面的有效性。乔纳·伯杰在《疯传》一书中将社交货币归结为营销产品和思想的六原则之一，用以解释人们之所以乐于分享的本质原因。然而，从资产循环的惯性来看，缺乏反馈的分享会使人对收益的感知发生失调、进而抑制其持续表达的意愿，因此，点赞的泛化不仅是对社交货币流行的一种反向规训，也是该媒介形式区别于大众媒体的又一体现：信息的流动和沟通作为人际交互最终目标的权重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交往主体对社交资本增值的强烈需要。（三）交往结果和评价的异化：情绪和行为的调整造成反向操控点赞作为一种交往媒介打破了人际传播的时空藩篱，弥合了交往主体身体的缺席。与社交资本和社交货币相类比的点赞交往具有符合自身规律的发展循环模式，人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间断地进行形象构筑、关系经营和情感分享，换句话说，人际资本的积累、交易与升值成为点赞与获赞的目标倾向，却并非单向度的终点。点赞将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以个体为单位透明化、数字化和永在化，并在朋友圈的好友系统中进行公示，衍生出数量攀比和质量衡量，偏少的点赞使得交际主体陷于尴尬、失落甚至自我怀疑的情绪困境，甚至删除、销毁分享内容以完成自我安慰和拯救。这种比较的心态描绘了点赞对主体情绪、行为的异化方式，也解释了为什么点赞被视为数字劳动生产的一个面向。受众的角色归位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在点赞的实践中演绎了意义的真实制造者和劳动实践者，具有主观积极性和能动性，参与意识形态的生产。随着新媒体技术对现实资源和秩序的侵入和整合，信息化资本主义通过媒介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席卷裹挟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数字媒介用户被卷入到数字媒体的价值链中, 服务于生产、消费和市场多个环节，沦为朋友圈环境下的数字劳工。戈夫曼通过自我呈现理论分析了个体作为演员，在观众面前进行力求完美的社交演出的过程，点赞作为一种媒介工具及媒介符号，被视为社交效果的度量指标，人们以度量结查为反馈，来对自我的理象化形象进行修正和强化。随着该展演舞台向线上虚拟空间的迁移，演员进一步通过朋友圈的方式灌溉自我，创造社交价值，建立情感共振和获取自我满足。点赞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人际关系物化的程度，展演人设的商品化、物质化特征加强，保持着“展演——反馈——调整——新的展演”的循环存续。对演员来说，点赞是将迎合他人期待这一展演诉求具体化的表现，也是检验出演人设的建立效果、调整形象以强化演出的评价标准和参考依据。对观众来说，是其成就感、存在感等社交需求的满足。自我展演的结果也会参与到其他人的表演之中，人们在评价点赞的结果时会产生人缘取向，比如来自一个人缘极佳者的赞会获得更大程度的满足感和自我认同，而来自一个关系相对边缘好友的点赞则不具备更深一层的社交意义，仅仅是“泛泛之赞”；同理，社交口碑或人缘较差者的点赞会给表演者带来相对负面的评价和感受，演员便被迫进行相似内容和呈现方式的调整或回避。点赞为朋友圈场景中的理想形象展演在现实身份之上又叠加了一层媒介身份，既是本人人设的投射，又是他人用来考量表演效果的参考依据。点赞的价值取向由此从媒介形式的使用过渡到对行为主体的评判，凸显了每个主体独立且有区隔的社交价格。对这种自我呈现调节机制的承认也从侧面反映了受众对点赞价值取向权威性的信任和重视。朋友圈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在线上空间的景观微缩，“差序格局”隐喻中亲密度的差异特征依然存在，黄光国对此作出回应，提出了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三种人际关系模式，点赞在网络社会场景中发展了情感性与工具性的混合，打造出情感与工具混合共存的关系生态。前者表现为情感性驱动下关系网络的构建以及亲疏远近的呈现。点赞作为一种充满了关系属性的社交行为，在社会网络的构建中具有远近强弱的区分。比如，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层中，对于贴近自我的“感情深的熟人”，人们会放低与之社交后获得收益的期待和关注，仅从情感层面表达支持；而因为社会距离较远的人带来的资本积累收益相对较少，人际效用较低，置换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就因此偏低，其结果是人际关系的进一步疏离。工具性则表现为点赞本身作为社会资本进行积累和投资，用以人际关系的维护与拓展，具有构建社会关系，整合社会资源的作用，凸显出明显的功利性和工具属性。比如，频繁而慷慨地点赞便是一种持续性的社交投资，为平日里无法或难以进行深度交流的社交关系提供了存续的机会和入口，保持与“重要的他人”之间尽可能多却又不突兀刻意的联系，暗含了该行为主体对获得社会资本收益、关系人缘增殖的诉求与渴望。背靠阶层和场景的社会关系结构在中国有其深层次的文化根源，随着人们社交需求的不断升级，微信实现了家庭、职场、社会组织等不同交往场景之间的破壁，人们置身其中的是一个多重权力结构绵延交织的复合广场，现实中的身份、阶层和资源均被等级嫁接到在线空间中。点赞在权力结构的影响下被赋予了客套、尊敬和正确的价值内涵，能够反映个体的声誉和社会地位。现实中权力结构在虚拟空间的的映射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对现实权力和权威的主动服从，另一则是围观与凝视下的被动剥削。主动服从的点赞不仅表达了个体对上级、长辈或领导的关注和讨好，也暗含了对其地位、身份和权力的承认和理解，被点赞者不仅保持着生产资源分配的权力，还完成了对他人注意力的收割，主动点赞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塑造、有利于建立和巩固社会交往中的日常秩序。微信虽然对圈外陌生人的可及与交往设置了准入门槛，朋友圈的展演却没有给共同好友安置壁垒，换言之，在主体没有对好友进行屏蔽等拦截操作的情况下，分享、点赞和评论等互动均能受到第三方的监测与围观，主客体共同创建和接受了凝视与被凝视的准则。当类似同事、同学和晚辈等共享着同一个文化环境或语境的其他个体，均给同一个内容进行点赞的数字生产时，隐形的裹挟便由此产生，“不点赞”的权力在多数人的围观和凝视下遭到道德义务和孤立恐惧的剥削，因为担心不合群等后果反作用于现实生活，人们也会趋于妥协，放弃技术赋予的平权想象而被动点赞。根据社交货币的观点，游戏杠杆的撬动使赢家获得更多正向的评价、赚取更为优越的社交货币，通过人际社会比较来完成对玩家的刺激，因此可以促进人们进一步的分享。由于“点赞”结果的数量可以作为游戏规则和成就绩效来进行比较，它在被视为一种娱乐方式时，也满足了作为玩家的个人炫耀其社交成就的虚荣心，在点赞中体悟到一种游戏竞争的快感、享受和游弋，导致其产生成为游戏赢家的欲望。一方面，点赞所具有的社交娱乐启发对于增强用户粘性、减少用户流失比重具有一定的巩固作用，而另一方面，在游戏性的胜负欲背后，是对点赞本质机理和内涵指向的忽视，单从比较数值的表层对“赞”进行价值判断，这种简单重复的逻辑、戏谑性的互动认知和获胜的炫耀欲求，也反映出受众对点赞的认识和期待存在一定的底层性特征。区别于现实世界的物质文化符号，底层性特征所服务的朋友圈用户在社交媒体空间以点赞互动作为妆点自己的文化符号，将点赞的游戏性特征误读为人际交往的成功，具有攀比的负面心理和文化优越。朋友圈场景下的点赞互动是双方互相确认的过程，也是发布者对于潜在倾听者熟悉和辨认的过程。作为一个交往闭环的场所，“点赞”将人们的社会交往收敛于和朋友圈观众有关的范畴里，即交往主体均对点出或收到的“赞”的内涵有所确认。没有这些确认，点赞就会变得陌生、抽象而难以捉摸，即使存在共同好友的围观和凝视，但一些特定情境、特殊话题和特别表达也为互动双方创造出独立的解释空间，完成意图对意图的识别。传统的人际互动与交往通常建立在已有经验、固有关系的保留和延续上，但点赞却能在一些特定的话题和情境下开拓出特别而暂时的语义空间，这种只属于对话双方的信息识别方式具有主体依赖性和不可解释性，但这种模糊的壁垒又恰好增强了交往主体的互动归属感。互动性作为一种健康的驱动力，其势能实际上来自于理想自我和理想观众之间的持续张力。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在《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一书中提出“媒介仪式”理论，认为媒介仪式是“人们表现出带有媒介崇拜意味的形式化行为”。点赞的行为首先实现了交往主体线上与线下身体的共同“在场”。其次，好友间的互联形成了随时随地的集体在场、具有高度的社会临场感，社交关系迁移与媒介技术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促使交往主体在互动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具有相当指涉意义的影像或文字内容，也关注着互动过程的存在和发生，即点赞成为了交往互动的仪式性载具，实现了从社交行为到社交仪式的升维。最后，“赞“作为一种中介形式扮演了仪式媒介的角色，通过一个点赞行为的发生和完成，传播主体双方的情感、态度和认知均在特定条件下达到共情的状态，从扁平化的社交行为上升至社交仪式的完成。仪式性在权力结构的支配下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超越了亲近关系交往时的纯粹和随意，将服从、理解和支持等带有严肃意味的表达寄托于中介。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变化长期保持着与人们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络互动平台的崛起，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方式在媒介环境的更新过程中不断向虚拟空间迁移、镶嵌，演绎出网络社会的社交惯习，朋友圈点赞成为网络化社会情境中人际互动的重要方式。哈贝马斯将科技作为意识形态讨论时表达了技术异化的忧虑，即“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恰好指出了朋友圈点赞作为媒介异化了人际交往的现状。朋友圈点赞由于其低准入门槛、低成本付出和高人际效益的特征，被视为一种便携式、碎片化又精致、迅速、跳跃的社交技巧，在信息、情绪和注意力的交互上具有更强的可获得性，也由于人们对朋友圈点赞频繁而泛化的使用，使其在提出、协商与规训的过程中产生异质性变化，不仅作为线上社会关系连接的重要传播节点，也改变了现实条件下人际关系的构建和社会交往。一个微小的社会交往动作被赋予重要地位的同时衍生出诸多内涵，说明该现象背后的发展轨迹和心理动因反映了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变化。也就是说，异化的社交行为最终带来的是媒介环境下，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异化。异化的“点赞”贯穿于线上交流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对网络空间内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使用目标和结果评价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线的人际互动过程经过网络的模糊化滤镜掩盖后，在本质上体现为个体情绪的流露、归属和依赖需要在一个技术语境和特定的文化情境下唤起的复合体验，朋友圈的点赞行为既参与了技术演变和生成的过程，又体现在文化和时代环境嬗变的浪潮之中。而在微观层面，当人们普遍感受到虚拟人际关系下沟通愈来愈简单、“人情味”越来越淡的时候，反映的是网络化生存的洪流席卷下，技术逻辑被推向浪尖而传统的人际规则走向解体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里交往的主客体在情感和心灵上愈加离散、异化的客观事实。而每一个具体或特殊的语义环境或关系网络中，被点赞所异化的逻辑路径和特征也不尽相同，其对应的社会心理动因也因此需要分类和整理。被“点赞”的字里行间，投射出朋友圈参与者对理想自我、身份认同和价值肯定的强烈诉求，以及在网络信息冗余、线上社交倦怠和虚拟互动迷失中所进行的反抗。不仅与现实社会交往和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产生了明显的区隔，也在线下到线上绵延的虚拟空间中重塑着交往主体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和实际行为。点赞诚然消弭了朋友圈场景下劳动与娱乐、工作与生活、家庭与社会、甚至时间与空间之间的隔阂，诉诸于媒介符号以形式化了真实世界里不规则的社会交往形态，但仍然难以脱域于互联网所构筑的社会情境和文化环境之中，看似自由简单的社交符号仍然遭到交往方式和主体纷纷异化的重构与收编。[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编号：20&ZD319）的阶段性成果]
（李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子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6期，原题为《从“互动”到“异化”：朋友圈点赞行为与社交主体异化研究》，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